唐代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,就是一贯钱名义上应该是1000文铜钱,但实际上达不到这个数量。也就是说,一件标价一贯钱的商品,用比如900枚铜钱就能买到。

当时这种现象被称为“除陌”或者“短陌”。“陌”就是百的意思,“短陌”就是不足一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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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这是唐王朝无法解决铜钱供应量不足问题的一种妥协】

“除陌”现象不但民间一致接受,连唐王朝政府也认可,甚至如规定标准度量衡一样,由皇帝下诏书确定一贯钱的具体数字,相当于铜钱的官方牌价。

史书上最早出现这方面情况的记录是盛唐时期的天宝九载,唐玄宗规定了一贯钱是980文。这是官方在努力恢复一贯钱等于1000文失败后的结果,有一定滞后性,说明这种现象的出现早于天宝年间。之前由于没有史料记载,不确定开始出现的确切时间,也许初唐李渊、李世民当皇帝时有过足额的时候。

这种现象的出现,代表着铜钱供应量不足问题已经迫切需要解决了。在中国古代,铜钱既是一种货币,同时又是一种商品,尤其是含铜量较高的官方铸造铜钱,往往是抢手货。普通百姓手中铜钱流通很快,但大户人家往往会把铜钱囤积起来,或者等待升值,或者索性重新熔铸成铜器,这样能获得较高的收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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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在此之前开元初期宰相宋璟所做的整治“恶钱”行动,能够更加清晰的梳理清楚其中的脉络。

所谓“恶钱”,就是市场上流行的劣质私铸货币的统称。在铜中掺杂大量的铅、锡等低价值金属,私铸者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。其中,有人是家里有矿,更是不乏有人把市场上流通的官方铸造铜钱融化后再加料私铸,加剧了铜钱供应的不足。

宋璟的方法是想通过坚决打击私铸行为、禁止“恶钱”流通来杜绝私铸现象。但这种经济问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效果不佳,不但得罪了铜钱私铸最大受益者——大批权贵阶层,他们暗中反对使矛盾都集中在宋璟一个人身上,这是宋璟罢相的原因之一。而且,经济规模扩大带来的对铜钱这种货币的需求又越来越高,在金属铜供应量不足的情况下,打击私铸没有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。

宋璟的行动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,但也说明朝堂之上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。于是,唐王朝索性官方重新调整了铜钱的币值,明文规定980文等于一贯,相当于整个铜钱的供应量增加了2%,一定程度上解决了“钱荒”问题。

这仍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盛唐时期虽然经济繁荣,但李隆基的国策很多都是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。这就是古人的历史局限性,经济理论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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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开元盛世的背后)

但毕竟是解决问题了,这样对挣一文花一文的普通百姓影响不大,他们的收入和日常开销都是几个、十几个铜钱这个数量级,一文仍然是一文。普通百姓发现,不但市场上流通的恶钱少了,自己甚至还能占到一点点便宜,多年积攒下来的5000文铜钱,在买标价5贯的房子的时候还能剩下100文。

对大商家或者权贵就有利多了,大商家从普通百姓手中收上来1000文,在交税或者大额采购的时候,只需要花出去980文,相当于平白增加了2%的纯利润。同时,这些人家中往往储备了大量铜钱,直接升值2%。

这个利益与私铸铜钱的暴利相比是少的多,但这样不犯法,所以影响力最大的各种利益集团同样也接受了这个结果,甚至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恶钱的流通,对于维护商业秩序是有利的。

于是,从盛唐开始,这种不足额的贯一直沿用,直到唐王朝灭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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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“除陌”程度与王朝政治形势有直接关系】

盛唐是唐王朝最富裕的时期,这个问题还不算严重。

后来到了中唐穆宗时期,一贯已经降低到了920文,相当于铜钱供应总量被迫提高了8%,是盛唐时期的四倍。

晚唐武宗时期,虽然仍然是920文,但唐武宗规定了5贯以上的大额交易其中一半要用锦帛替代,相当于明确了锦帛在大额交易过程中的货币属性,进一步减少了铜钱的使用量。

唐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唐哀帝,虽然是朱温立的傀儡皇帝,但也能代表唐王朝发号施令,曾经下过850文等于一贯钱的诏书。这个时候,铜钱供应总量已经被迫提高了15%。

明显随着唐王朝走向末路,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能力就越发虚弱。等到之后的五代后唐就是800文,后汉是770文,政治环境越是不稳定,经济受到的影响越大。

五代之前的一个大分裂乱世是魏晋南北朝,南朝梁时期甚至境内各城市情况都不同,京城是900文,其他城市有的是800文,有的是700文,到了南朝梁末,已经降低到了350文,货币制度已经彻底混乱。到这个时候,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,甚至会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商品交换阶段。

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到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,凡是用铜币等贵金属作为交易货币的,金属铜本身价值高于一枚铜钱价格的情况下,这种现象就无法避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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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“除陌”和“除陌法”,两个不同的概念】

在了解唐代经济的时候,还有一个“除陌法”的概念,就是大额银钱往来过程收取的手续费。“除陌法”与“除陌”名称相同,所以特别容易混淆,实际上完全不同。

中唐德宗时期,当时是唐王朝著名奸相卢杞执政,一个叫赵赞的官员提出了这个办法,范围包括商品贸易方面,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银钱往来。额度先是2%,第二年又提高到5%。

由于交易税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大,所有的商业买卖都要受到影响,2%就已经暗潮涌动,到5%时就已经无法控制。于是,一次莫名其妙的兵变把唐德宗撵出了长安,史称泾原兵变,兵变的背后,肯定有因“除陌法”而利益受损害的人支持。

这也说明,古代皇帝虽然是集权统治,但只要影响到其他人利益,就会受到反弹,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这种似乎毫无预兆的突发性事件。从一切都是阴谋论的观点来看,只要找到最大的得利者,每件事情都能解释清楚。最典型的是明朝,几个试图削弱文官集团权力的皇帝都是壮年暴毙,美国也有几个死于精神病枪下的总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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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德宗之后取消了这项交易税,但缺钱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。于是,名臣李泌就改良了“除陌法”,只保留了官方大额往来银钱的手续费,包括地方政府行政开支、官员工资等,不再包括民间商品贸易。

于是,最大的反对力量没有了,这种方法得以一直存在到唐末,成了唐朝中后期皇帝手头的一项固定资金来源,解决了不少问题。

甚至皇帝遇到临时性的事情,包括需要临时增加军费,都会提高“除陌法”的比例,最高的甚至达到8%到10%。好在这笔钱与普通百姓无关,与权贵也没有直接关系,官员们工资少了10%也能接受,毕竟他们还有其他来钱的途径。

于是,非足额铜钱的“除陌”和收取手续费的“除陌法”两个概念同时存在,并一直延续到唐王朝灭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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